晋国是唐国吗

是

殷周之际，在今天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绛县、襄汾、侯马之间，有一个古老的小国，历史上称其为唐国。唐国东邻太岳山脉的西麓，北、东、南三面地形偏高，向西倾斜，法水由东北向西南缓缓流去，经今侯马市南郊，再往西南不远处，流至今新绛县东南境，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史称“王泽"，然后注入汾河。

在远古时代，我国北部曾经有一个叫做陶唐氏的部落，这可能是一个善于烧造陶器的部族，故以陶为名。“陶”，古读为尧，于是，后世遂把作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帝尧陶唐氏”，或把夏、商、周以前称为唐尧虞舜。

陶唐氏在若干年代之后衰落下去了，有虞氏代兴，陶唐氏的宗子飂叔安有个后裔叫做董父，曾在帝舜联盟中供职，甚得帝舜氏赏识。于是，封之以土田，赐之姓氏。“飂”就是“刘”，可能是陶唐氏大部落中的一族。所以，到了夏代就出现了陶唐氏裔子刘累，刘累就是飂叔安的后人。豢龙氏自董父开始，到夏代孔甲在位时衰落了。这时叔安的另一派子孙刘累出来在孔甲的王朝做官，改称御龙氏。御龙氏获罪，惧罪迁逃于鲁县(据说即今河南省鲁山县)。

他们就是春秋时晋国卿族范氏的远祖。

《国语·晋语八》记述晋卿范宣子(士匄)对出使晋国的鲁国大夫叔孙穆子的一段话：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

根据范宣子对他们家世的自述，似乎南迁的御龙氏在商代曾北上复居故地，因为在夏时他们也以豕韦氏为族名，所以商时仍袭用这个旧名。商末周初，他们的国家叫唐国。周灭唐后，唐君被迁到杜(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故名唐杜氏。

关于古唐国的历史，除上述《晋语八》有记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述与其相同。商代唐国则是传说中帝尧后裔的一支“帝尧陶唐氏”和他所处的晋南历史如何 史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天的晋南在夏代以前成为尧舜禹活动的中心。“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这时，《五帝纪》说：舜帝继位要“之(到)中国”。《史记·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这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历史传说需要考古学的验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考古学者已经找出了解答的钥匙。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它们形成、出现的时间距今约六七千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各有自己的“根”。

花(华)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六七千年前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二者出现的时间相近，可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它们产生的条件也相似，这意味着东亚大陆上的文明曙光已经出现。华山脚下的玫瑰和燕山以北的龙在距今五千年前在桑干河上游(河北、山西北部)对接，结合成了共同体，迸发出文明的“火花”。

距今四五千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古文化，人们已经使用大石磬和鳄鱼皮鼓随葬。这反映出其社会发展到了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陶寺人”使用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的斝，也包括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还包括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L”形石推刀。这说明了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有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性质。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华)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连同江南的古文化都聚集于此，犹如车轮之辐聚于车毂，证明了四五千年前的晋南是当时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也证明了陶唐氏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真实存在。

作为陶唐氏后裔一支的古唐国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著录了一只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它的铭文仅有四个字：“唐子且(祖)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断言它是“商世唐君之器也”。

《诗经·周颂》篇说武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这里的“刘”即指上述刘姓的陶唐氏后裔。可见周武王伐唐是仅次于伐商的一件大事，只因史书失载，古唐国在这次历史大动荡中遂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武王克商建立了周人的统治，他为监督商人残余势力的反抗将其弟管叔鲜、蔡叔度，同母弟霍叔处，封于原殷都附近。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在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而管叔、蔡叔不服，王室内部矛盾尖锐，围绕着周公摄政的问题，酝酿着严重的权力之争。

商纣之子武庚(禄父)趁机利用周人上层集团中的矛盾，联合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一起发动叛乱。周公旦率师东征，历数年之久才平息了殷贵族残余势力的反抗。古唐国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于是周公举兵灭唐，迁古唐国君主和贵族于杜，称其为唐杜氏。唐杜氏虽失国迁居，但仍在周室供职，并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民。一直到西周后期，周宣王杀死了唐杜氏子孙杜伯，他的儿子隰叔为避难逃到晋国，做了大理(法官)，这就是晋国贵族范氏的始祖。